当我坐在小书斋里，望着眼前这本书，其感受犹如嗜茶者品
为了使未读过此书的读者更为详尽地了解它的珍贵之处，我将唐?先生的原文录于下：
《域外小说集》
195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回想1906年他从仙台回到东京，决计放弃医学，从事善于改变人们精神的文化活动，到此恰好也是整整五十个年头。那是他一生文学事业的起点。当时计划的文学杂志《新生》虽然没有出版，但封面、插画已经选定，原稿纸也已印好，连准备刊登的文章都动手翻译了，真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一点支持的力量。但是这点力量终于没有找到，《新生》只好告吹。直到1909年，得到蒋抑卮的帮助，在东京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总算实现了《新生》的一部分计划。这两册《域外小说集》，无论从鲁迅的文学事业来说，或者从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说，都是早期特别值得珍贵的文献。又因原书流行不多，几乎成了新文学中的“罕见书”，有资格放入新式黄荛圃的“百宋一廛”里去了。
东京版《域外小说集》封面青灰色，上首印长方形希腊图案，书名右起横排，作篆文“域外小说集”五字；下端标第几册。极优美。扉页右上角印有两行文字：《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会稽周氏兄弟译。也很别致。第一册出版于二月十一日，第二册后四个月，于六月十一日印成。版权页上不记公历，当时公历还不很通行；也没有用宣统年号，则因留日学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推翻帝制的运动，鲁迅是爱国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他在旧诗里说，“岂有豪情似旧时”，指的就是这时候的少年豪情，印起书来，当然不会用他所反对的“皇历”。书的发行人署本名：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神田印刷所；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广昌隆绸庄。后马路就是后来的宁波路，广昌隆正是蒋抑卮开的铺子。
鲁迅收在《域外小说集》里的译文虽然只有三篇：安特来夫的《谩》、《默》，迦尔洵的《四月》。但《序言》、《略例》均出其手笔，版式书样，也都亲自厘订。《序言》云：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
……
根据鲁迅后来的回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在东京只卖去二十册，在上海也不过二十册左右。“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版，都连同化为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从这个统计来看，东京版《域外小说集》流行于人间的，似乎只有四十部左右。但其实不止此数。鲁迅每印一书，常好持赠知音，而蒋抑卮回国后，也曾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大批捐赠，在卷首空页上盖一印云：“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组代绍兴蒋抑卮先生捐赠。”我曾从别的图书馆里看到。世有识者，当能珍重地保留着这部佳籍的吧。
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曾将一、二册《域外小说集》合排，重印出版，虽篇什增加，而书品则远不如前矣。
此书一经拍卖场“天价”拍出，书界评论如潮。书友谢其章并专题赐教（见《博览群书》2008年第1期）。谢其章以为此书非毛边本且只存一册是为残本。然此书确为毛边本，想是当时拍卖会不准翻阅之故，故谢先生未得近观。此书虽只存“第一分册”，但就新文学的概念来讲，可以认定其是“独立”的，第一“全书”。第二分册优于第一分册之说也便不能成立。况经百年流转，书品如新，更为不易。
至于我购藏此书的故事，“潘家园”里的说法更多。说得玄乎其玄。我本不欲多谈，藏书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想向同好夸耀自己廉价而得异品的经历，倒不是一定是为了金钱多少，而是显示自己“鉴赏力”。谁愿承认自己当了“冤大头”呢？当初我自己不去拍场举牌，而请好友陆昕代劳，除了不愿太过高调之外，另一个原因也在于此。不料舒芜先生将为此书写的题跋刊在《文汇报》上，我想瞒也瞒不住了，只好坦白。
2007年的春天，一日，好友陆昕来电问我是否知道潘家园出现了一本《域外小说集》，我因常去那里买宝卷，有些熟人，故托我代为打听下落。他是新文学版本的藏书家，所著《闲话藏书》早已脍炙人口，对此书的出现当然异常兴奋。我当即奉命探寻。
原来此书大约是随一批日文书一起为潘家园刘姓书贾所收，价数元而已，而收来之后也并不知道此书的珍贵之处，便放在了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这下引起疯狂争购，而后刘先生便将此书收了回来，待价而沽。我得知这一切之后电话约定刘先生，便陪同陆兄前往观赏。
当时刘先生开价8万元，并说明他认为这是三年后的价格，但非此不卖。陆兄一见之下赞赏不已，更唤起了他童年的回忆，盖其从小由祖父母抚养，其祖父陆宗达先生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门生，当年鲁迅先生曾题赠此书于黄侃，而后黄又将此书转赠陆宗达先生，故陆昕兄儿时对此书封面上的铜版图案及《域外小说集》的“或”字、“（人一）”字记忆很深刻，而原书已于“文革“中失去，览今思昔，感慨万端。当时陆兄因觉得要价过高，而我又对新文学版本无甚兴趣，谈谈也就算了。但脑海中始终未能忘记这本书。
又过了一些日子，海王村拍卖公司刘建章兄来电，谈及将拍卖此书之事，又一次提醒了我，这时我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原本我正在收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珍本系列。先父绍良先生的遗书中，存有宋刊出相本的额“弥陀经”、元刻金刚经、罗振玉旧藏明洪武刻本清凉山志孤本。我又买到了嘉业堂所藏初刻的楝亭十二种及民国密韵楼的蓝印本数种。宋、元、明、清、民国只缺新文学了，偏偏到了手边却无动于衷。不过，这种收藏过程中对“盲点”的疏失也许是每个爱好者都犯过的错误，所幸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于是就出现在拍卖场上。当此书叫价已经达二十万元，竞叫还此起彼伏。据传最后一位失败的竞价者事后谈起此事直觉后怕――怕买到了无钱付款。可见此书的吸引力之大。而买到此书的我倒真买得有些“意外”，也许这便是至德周氏的家风吧。本不想买，后又非买不可，买到手后竟贵了几倍，正如先翁有云“惜书之癖，甚于惜钱，结习之深可笑亦可悯也”。
诚然，书是有价的，于今米珠薪桂，珍本自然价更高。而对“珍”字的理解却因人而异，就个人而言，喜爱的收藏便是珍贵的，并不一定全是以价值而论，就像当你拿出儿时全家福照片时的心情，望着逝去的先人，情意无价――市价也是一样无价。而就世俗的“珍”字而言，书画古董也不完全是以年代久远作为是否珍贵的唯一衡量标准。如明成化斗彩瓷，清代的名瓷“古月轩”等市价则远超一般的唐、宋瓷。其所以然者就在于其精美及稀见且具时代的代表性。书刊也是如此，在明清及以前的刻本资源日渐稀少的同时，百年来的新文学必将焕发出本应给予它的强大的生命力，而《域外小说集》便是其中最灿烂的一颗明星。舍妹启瑜说：“你买这本书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是掀起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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